由陈元龙策划、王沛主编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一书，已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在代序《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红》中说：“编纂者为花儿的传承做了一件好事，大好事。”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著名民间文艺学家白庚胜题词：“花儿绝唱，西部诗经”。

　　《中国花儿曲令全集》共选编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等省、区各类花儿曲令360首，将花儿分为两大类，即河州型花儿、洮岷型花儿。

　　此书是一部厚重之作，纵向全面地总括了当今已经掌握的所有花儿曲令。全书将花儿曲令成果分为三个时期：

　　拓荒期的成果。从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音乐家王云阶找到青海东部农业区第一个撒拉族花儿女歌手哈图玛，记录并发表的第一首花儿曲调“山丹花”开始，到被誉为“西部民歌之父”的著名音乐家王洛宾记录著名花儿学家张亚雄收集于专著《花儿集》中的“花儿谱”(其四)、张东江的“花儿谱(其一、其二)”等，再到1947年萌竹发表的“互助令儿”曲谱，范围虽小，意义较大。

　　开展期的成果。从1950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北民歌集》第一册所选入的花儿曲调“憨肉肉”开始，到1974年台湾书局出版的《西北民歌集》(丑辉英采编)入选甘肃花儿10首，使花儿曲调的采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辉煌期的成果。从1978年3月甘肃临夏举办全州民歌花儿演唱会并编印《春催花儿开》入选传统花儿曲令12首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西北五省、区卷和这几年接连出版的许多花儿曲集，使花儿曲调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全书将这三个时期所采录到的所有曲令无一疏漏地进行了搜集、整理、编选。

　　书中还第一次横向全面地总括了西北地区的所有花儿曲令。综观2007年6月以前出版或编印的花儿曲令专集和花儿曲调在50首以上的各类歌集，可以看出，均为某一地区传唱的花儿曲调，仅是花儿曲令总体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此书所编入的曲调，包括了当今所有花儿传唱地区的曲令。全书还将花儿中心区外已被当地群众称为山歌的花儿型曲调鉴别出来，并赋予令名。

　　在花儿传唱过程中，有一部分曲调活跃在花儿中心区外的某些地区，但称谓已经改为“山歌”。本书编者根据这些曲调和歌词的特点与花儿相同这一原则，将它们收编为花儿，并以当地名称作为令名，如“榆中令”“甘谷令”“会宁令”等，从而在花儿曲令史上创下了第一次将混迹在山歌中的花儿曲调予以更名并编入花儿行列中这一壮举。

　　此外，书中还对宁夏已经称为“山花儿”、新疆称为“花儿”、陕西省称为“宝鸡花儿”等的曲调，均以传唱地点命以令名。

                                                                何燕

蜚声国内外的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因病于12月21日去世，终年85岁。中国文化艺术界及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送花圈、唁电等致祭、悼念。

朱仲禄，字花丁，祖籍临夏，1922年2月22日生于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堡永安村，青少年时期擅唱花儿。1949年冬考入西北革命大学（今西北民族大学），学习期间演唱的花儿在兰州广播电台播放，他的演唱才华被西北文协采风团的著名音乐家关鹤岩发现，遂邀请参加北京1950年10月国庆周年庆典，首次把西北的花儿唱到首都舞台。之后在西安、兰州、西宁从事花儿演唱及搜集、整理、研究、编创等工作。

朱仲禄先生编创演唱的经典曲目有：1952年首先为故事影片《太阳照亮红石沟》配唱三首花儿；1953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首唱《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并由中国唱片社发行唱片，使该曲享誉中外；1956年参加北京“聂耳音乐团”，与作曲家刘烽合作创演花儿大合唱《脚户哥下四川》，该曲遂广为流传；同年与作曲家吕冰、编舞章民新合作创编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北京演出大获成功，8月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遂风靡国内外，至今不衰；1957年参加北京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会演，演唱了《尕联手令·袖筒里筒的是千里眼》和《仓啷啷令·一对白鸽子》，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3年编创《河州三令·三大麻钱一骨朵蒜》《撒拉令·花花喜鹊连声叫》《六六儿三令·我编的花儿用车拉》等10多首花儿，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并成为传统保留曲目；1979年10月，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演唱了《金晶花令·党中央给了我银玲嗓》等花儿；1982年后，甘肃、青海音像出版社和中国唱片社等陆续录制出版了《朱仲禄演唱专辑》《花儿王朱仲禄演唱专辑》《花儿王朱仲禄演唱续辑》《朱仲禄最新演唱传统花儿·尕妹给了我半个心》《朱仲禄最新演唱传统花儿·三拳两胜喝干了》《朱仲禄新编传统花儿·唱翻阎王殿》《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等音像制品。

朱仲禄先生编著的主要论著有：1954年编辑整理的《花儿选》，内由唱词800余首，曲调60首；2001年编创《爱情花儿》一书，有1000余首花儿；发表《花儿研究的几个问题》《花儿演唱技巧的探索》《放歌花海六十春》等100多篇文章，对中国花儿学的形成发展作用重大。

朱仲禄先生影响的歌唱家及弟子：20世纪50年代先后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举办花儿演唱和讲课等活动，对当时音乐院校学习的吴雁泽、胡松华等影响甚大，歌唱家吴雁泽回忆道：“在学校学习真假声唱法时，老师让我们向朱仲禄先生学唱《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真假声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歌唱家胡松华说：“我在向花儿王学习时留意观察他外部技巧的特征，如呼吸动作的运用过程，发声器官的活动规律等等。”花儿也经过他们的精湛演唱，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先生直接指导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歌手，如甘肃的魏少文、马永华、张佩兰、马俊利，青海的马吉祥、格日、马俊（东乡族）、樊晓荣、马俊（撒拉族）、张存秀、张朵儿、索南孙斌等，使花儿代有传人。

朱仲禄先生生前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青海花儿研究会会长等职。惊悉朱仲禄先生不幸病逝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委托副主任居奇君敬送花圈，表示沉痛悼念，向先生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并致唁电：

“先生是中国花儿著名的歌唱家，先生一生探求中国花儿真谛，为花儿的收集、研究、编创、传承贡献卓著，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将永为中国花儿学人所缅怀。”

愿  朱仲禄先生风范长存，艺垂不朽！

 　 花儿山歌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富矿，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歌种，而是有着强烈地域性的音乐文化。它流行于以甘肃、青海、宁夏为中心地区，播及新疆东北部、陕西西部、四川北部、西藏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八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花儿。这些花儿既有着各自的特点，更有着这一广大流行地域的音乐共性和音乐基因，显示出鲜明的地域音乐文化面貌和文化价值。

     由陈元龙策划、王沛主编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今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展示了花儿精品及地域音乐文化的风采。这本收录有360首花儿的《全集》是一部厚重之作，集花儿之大成者。全书历史资料翔实、曲目选材精当、分类排列方法合理，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科学的治学精神。他们对花儿这朵地域文化奇葩的热爱之情、自豪之情扑面而来，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要说，编纂者为花儿的传承做了一件大好事。
     《全集》的编纂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地域文化学角度了解和探讨花儿音乐的机会。花儿流行的地区，虽分别隶属于甘、青、宁、新、陕、川、藏七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但从空中俯瞰，这七个省区花儿流行的地区是连成一片的。各地的花儿音乐在这一广大地域内，形成了地域性的花儿文化。从类似的花儿文化生态环境及相似各种地名令、族名令、花名令、人名令、衬名令，兆岷型花儿的莲花山花儿、二郎山花儿，为广大花儿爱好者提供丰富的花儿资源，才是本书的初衷。
     本书中的这些丰富的花儿音乐资源的收集来之不易，它是广大花儿歌手及各族音乐家坚持不懈努力积累的成果。《全集》收编的360首花儿是从多年来收集记录的3000余首花儿中遴选出来的精品之作，是一部跨省区、跨民族、经典性的花儿代表性作品的全集。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儿音乐是人类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音乐文化，是积累最深而开发得较晚的一片沃土。据本书主编、花儿音乐学者王沛考察，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循化志》就有一首河州花儿唱词记载，1940年出版有文学集《花儿集》，但花儿音乐曲调的记录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才第一次面世。最早见诸曲谱的是1943年由作曲家王云阶在青海采风时记录的撒拉族歌手哈图玛演唱的《山丹花》。
     现代意义上的地域音乐文化研究在我国萌芽则更晚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杨匡民先生提出了湖北民歌色彩区的概念，其后，由苗晶、乔建中撰写了《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他们是我国音乐界最早提出按地域文化进行音乐分类的学者。不过，当时他们是采用“近似色彩区”来表述的。所谓“近似色彩区”，就是他们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找出了几个地方民歌的一些共同特点和相近似的风格特征，于是用“近似色彩区”将这些民歌划归为同一类型的分类方法。我感到，从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将广大的花儿流行地区称为“花儿文化区”。这既隐含有“近似色彩民歌”的成分，亦具有文化地域划分的意义。“花儿文化区”正是在长期的音乐交流、人地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考察花儿音乐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各地区、各民族花儿与地理空间的认识，了解花儿如何从甘、青、宁花儿中心走向新、陕、川地区。
     特色是花儿音乐之魂。对于花儿来说，当前迫在眉睫的大事就是妥善保护“花儿文化区”，保护“花儿文化区”文化的原生态。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甘、青、宁等省（区）也向国家申报将花儿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作为受聘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全国申报的民间音乐项目的评审工作，深感花儿是亟须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在2006年6月10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产名录”中，榜上有名的花儿会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花儿会等八处。保护这些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花儿文化区”的广褒山野乡村，花儿不会散失，因为，它已经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在山野乡村这种广阔朴实的环境里，原生态花儿才能得到较好的保留和传承。